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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6-7 网络课讲义

让我们优雅而有尊严的老去

——《死亡质量指数》报告引发的思考

授课老师  李新民

 

   一、问题的提出。

    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,是当今发展中的大国,为什么还会提出“让我们优雅而有尊严地老去”这么一个议题?因为现实为我们敲起了警钟!近日,经济学人智库公布了2015年《死亡质量指数》报告,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“死亡质量指数”的调查报告排名中,英国居全球第一,也即死亡质量指数最好。而我国则排名第七十一位,处于倒数第九位,也即我国“死亡质量指数”不好,处于落后行列,而倒数第九位的后国家和地区,除新加坡和伊朗外,大多数是较落后的小国,这是为什么?不得不引起国人的深思?

 

     二、什么叫“死亡质量指数”?其含义是什么?

     1、“死亡质量指数”:简单地说就是人处于死亡最后阶段时的生活质量。是人在死亡最后阶段违反自然意志极其痛苦地死去,还是顺其自然很少痛苦地死去,这就是死亡质量指数要说明的问题,让自己优雅而有尊严的老去的患者,必然会选择后者。

    2、“死亡质量指数”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?

   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达,现代医学技术进步的情况下,要运用先进的现代医药技术为患者进行冶疗,必然要有很大的付出,很大的花费。面对此,就必然会出现两种情况:一方面是贫困人员无钱医治,患者及其亲人对此只能望医兴叹,放弃治疗,患者只能听凭病魔折磨,痛苦地死去;另一种情况,基于强烈的求生欲和患者亲人的亲情,爱情难于割舍,只要有生的一线希望,就要采取100%的措施进行治疗抢救,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文明,不人道。于是在现代医学发达进步条件下,对已极度虚弱、无望治好的患者,进行过度治疗。最后还是“人财两空”。这样花费巨额资金来延续生命,而不再考虑患者的生活质量,究竟值不值得,这就是现代社会在现代医学进步下产生的社会新问题。

    3、说明“死亡质量指数”的种种案例。

    在现代医学条件下,不少人无钱医治,患者和亲人只能让自己任由病痛折磨、痛苦地死去,这对于贫困者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尤其曾经一度出现过的不见钱,不救命,渺视“人命关天”的医疗作风,要看病,要抢救,先交钱,不交钱进不了医院,贫困患者只能痛苦地等死,或者进了医院面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,也只能出院等死。

     另一种情况是,过度治疗。痛苦的接收治疗,花光积蓄,人依然在痛苦折磨中毫无尊严地离世。

   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,1999年重病住院抢救,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与抢救的机器连接,感到不仅不舒服,而且是一种痛苦,一种折磨,本人不愿这么活,因已经神志不清,只能听家人和医生摆布,这样整整熬了六年,当他清醒那一刻却说:这样长寿(多活了六年)对我是一种折磨,在重病监护室这样让我被动地活着,除了让我痛苦,毫无意义。

    4、医学专家们自己是怎么看待“死亡质量指数”的?

    医学专家对这种情况是否了解,是否知情咧?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,医师加瓦德在《凡人总有一死》一书中,坦率承认这种寿则多辱的下场是现代医学在作孽,就是因为医疗进步,在生命最后的年月,被痛苦纠缠于病榻的患者人数过去15年中,增加了12%,所以常听到一句话:医学不是在延长生命,而是在延长死亡。

 

三、如何解决“死亡质量指数”问题。

   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对人死的观念要有正确、科学态度,人有生必有死。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,当生命正常地走向死亡的时候,人要承认它、尊重它、顺其自然、回归自然去面对死亡。毛泽东同志对死亡的认识,一直是辩证唯物科学态度,曾有不少感人的论述。

    1.外国专家们的态度。

    所以很多外国医学专家自己遇到这种情况时,他们是决不会进重病监护室进行抢救的,有的事先口头向同行打招呼,当我病到这种情况时,你们决不要对我进行抢救,有的在自己清醒时写好一块牌子,挂在身上(不要抢救),有的怕牌子丢了,干脆就把“不要抢救”纹在自己身上,以免自己不清醒时被人强行抢救,而对外,不要抢救则成为“打死都不说的秘密”。因为医生、医院的职责是“救死扶伤”。

    2.我国专家们的态度

    我国有一位治癌专家,博士生导师陈作兵曾因此遭受过巨大压力和误解,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,当癌症患者处于早期并无转移危险时,他是采取积极治疗(手术开刀和放化疗)并配合给患者以心理疏导,确实也治癒了不少人,延长了不少患者的生命,在当地和患者中,享有很高的声誉,但一旦发现患者病情已是晚期,且已极具转移的危险,他就只采取缓解治疗法,尽量做到减轻病者痛苦,特别对年事已高的患者。当他得知父亲不幸患癌已至晚期,且请同行检查诊断结论一致时,他没有让父亲进重病监护室抢救,而是与亲人沟通,了解父亲往后日子的一些想法和愿望,一方面让父亲服用一些缓解病痛的药物,另一方面尽量满足父亲生活的要求愿望,如全家陪同回老家见熟人,到北京天安门、长城参观,到西安看兵马俑,到海南观海赏景,虽然在父亲最后的几年日子里,时有病痛发作,但因随时有亲人陪伴在身边,生活过得很满意,很高兴,因为生前愿望都实现了,最后病逝时,少了许多遗憾,所以走时还是比较安详的。

    3.我校学员的科学态度、屈诗慧和我自己的态度。

    心理健康班屈诗慧老人“乐生安死”的想法,北大哲大学系教授们早就拥护乐生安死去,“即使我下周即将死去,但本周周六人大折扣书市购书我还得去”以及我自己80岁生日,向亲人挚友交待的“几不”,不少人明知自己即将死去,但却想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延续,将尸体捐献解剖,将有用器官捐赠给需要患者,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发生作用,这也就延续了自己的生命;我培养的人成长成才了,在为社会社国作出贡献,也就是我生命的延续;在展览馆,我的作品,书画供人参观学习,同样也体现了我生命的延续……他们对生命理解的境界,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至和高度,如此发展下去,中国人死亡质量指数将大大超越西方世界国家,回归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大国应有位置和超前的挑战。著名作家琼瑶:“生时愿如火花,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。死时愿如雪花,漂然落地,化为尘土!”

    我国解决《死亡质量指数》道路光明,大有希望。

    首先是我国社——制度的优越性:以人为本、以人为核心。

    实践中已提出“生前预嘱”、“不插管俱乐部”

    开国大将罗瑞钦的女儿罗典典,陈毅之子陈小悔,从自己亲人离去的教训中,提出了“生前预嘱”“不插管俱乐部”,开始为此行动,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成立27年来,李伟院长亲自送走了几万名老人,他的座佑铭是“我每天都在拥抱死亡”。

    宣传工作紧紧跟上,死亡观念的改变。

    先行者的实际行动,死者捐献移体,捐献器官等作为生命另一种延续,无限升华了对生命认识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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